【存档】选修课作业文献整理部分节选，关于《徙戎论》和胡人入华，论证部分省略
文·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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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部分的话，那么魏晋之交正是上古时期与中古时期的分界所在。在秦一统到魏晋这五百年的时间里，华夏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多跟随着中原王朝的变更而交迭。而“徙戎之论”的思想最早在《春秋》一书中就有所体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有明确的记载的胡人入华发生于公元61年，西汉汉宣帝接纳了一部分投降的匈奴人内迁至贺兰山以南一带，并以此为屏障保卫边塞，即史书所称的“保塞内附”政策。东汉光武帝执政期间，南匈奴部落又有数万人迁居到西河一带（大约在今晋陕蒙交界的河西地区[1]），汉灵帝时参与平定黄巾之乱，因而得到进一步南迁，驻扎在今天的河套地区。至此，吕思勉先生称之为“胡人入华”阶段。此时因汉族的中央集权仍对北方少数民族具有威慑力和管辖能力，胡人的力量尚且属于为中央政权所用的阶段。而到董卓之乱后，汉王朝岌岌可危，匈奴趁机劫掠屯驻在河内一带，隐隐有壮大之势。曹孟德勘定北方后，将一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匈奴分作五部分别驻扎于汾河流域，而其中未被汉化的一部分，即为后来五胡乱华中的“匈奴”，同样占据在河东地区。而“五胡”中的氐、羌两族本为西汉赵充国将军所平定，迁至凉州金城郡一带（今甘肃省金昌市），后于东汉末年同样被曹孟德迁入关中以防御蜀汉。鲜卑族原本则是东胡残部，继乌桓被曹孟德所破后便占据了辽东以北。而羯族，吕思勉先生特别提到，本为匈奴下属的一个氏族部落，随匈奴定居关内，因居住在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
由此可见，五胡进入北方的时间跨度实则极大，并且大部分是由华夏中央政权主动将其迁入中原，其本意虽是挟制部落贵族以控制边塞，但实际却注定将其控制力与自身国力紧密挂钩。而“胡人”对于中原地区的观望早自西汉便起，至西晋建国之后实力逐渐壮大，便有了鲜卑占有辽东辽西，匈奴占河东，羯族占河内，北地上郡关中氐羌杂处的局面。自三国末年邓艾始，至西晋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陈留人江统上书《徙戎论》，前后有不少有识之士预见到了夷夏矛盾的逐步滋生，并各自给出解决之道。其中就江统的这部政治论著《徙戎论》最为出名。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此文。文中江统详细回顾和分析了夷狄内迁中原地区的历程，认为让这些异族内迁后势必造成“居分域之内，无障碍之隔”的不利局面，建议朝廷通过“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的手段来实现各族群“各附本种，反其旧土”的目的，从而有效化解中原王朝地区，由于夷夏杂居而可能产生的矛盾激化问题。但其建议最终未被朝廷予以采纳。
而实际上，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也正因汉族自身国内的频繁战乱、内政上世族掌权的腐败以及瘟疫横行等种种原因迟迟得不到解决。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公元 291-306 年）以后，晋室分裂，战火四起，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中央王朝压迫的胡人趁机便在各自首领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于是中原大乱，在之后的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割据政权，也就是史称的“五胡乱华”。
但我在此处可能更想提出的一点是关于“徙戎论”其本身所具有的严重弊病和不可操作性。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乃是“冰冻七尺非一日之寒”，以西晋王朝本身内政的腐败和封建分封体制的衰弱，不但无法化解不同族群间的冲突，使汉民族避免夷狄反叛而引起的战乱，反而会进一步激化汉民族与周边族群的矛盾，增加不同族群间的隔阂。除此之外，对于中原王朝本身来说，“徙戎”所产生的巨额搬迁费用也将给朝廷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一旦由世家大族把控的统治者阶层将负担全部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反而更容易加速中原王朝自身的灭亡，造成更加无可挽回的历史性灾难。从东晋末年乃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百姓依然希冀晋朝王师重归的角度来看（桓温第三次北伐收付长安时，《晋书》载其时有近百岁老者涕泪迎接云：“不意有生之年能复见王师”），我个人还是较为倾向王彦嘉教授所言：“西晋王朝士族门阀体制下百姓虽富足不能，然温饱有余”的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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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春平 《西汉时期西河郡河西属县治城位置考》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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